2026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部分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并调整对进口钢、铝、铜及相关衍生产品加征的从价关税。
回顾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引发全球市场震动。几天之内，美债利率暴涨，投资者抛售意愿强烈。
连续两年的“4月惊魂”，不禁让人想起近百年前的另一个4月——1930年4月，美国国会正在激烈辩论一项将深刻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法案。
当年那场辩论持续了两个月，到1930年6月17日，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横空出世。该法案提高了约2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税率达到40%以上，部分商品税率甚至高达59%。这部法案也因此被经济学界称为“历史上最愚蠢的关税法案”。
关税，这个看似枯燥的经济学术语，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建国之初的财政支柱到南北对峙的导火索，从大萧条的推手到当代贸易战的武器，关税政策贯穿了美国整个发展历程，如同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串联起这个国家的兴衰起伏。
1789年春天，即将就任美国首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期间累积的债务高达5400万美元，而邦联（美国自1776年建国至1787年期间一直为邦联制国家，1787年制定新宪法后才转变为联邦制国家）条例下的旧政府根本无权征税，自然也无力偿债。
左思右想之下，时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一套精明的解决方案。他深知，直接税对刚刚经历“无代表不纳税”抗争的美国人而言有多么“刺激”，于是将目光投向了一种隐含在进口商品价格中、不易引发民众抵触情绪的间接税——关税。
1789年7月4日，也即美国独立日当天，美国第一部关税法正式通过。这部法案对81种进口商品征收5%至15%的从价税，平均税率约为8.5%，标志着联邦政府自此拥有了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
汉密尔顿在后来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关税的双重价值：它不仅是财政收入工具，更是保护新兴工业的手段。在他看来，“年轻的美国”要想在欧洲老牌强国的竞争压力中立足，必须通过关税壁垒培育自己的制造业基础。
此后120余年间，关税一直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柱。1800年，关税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83%；到1860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90%以上。可以说，在个人所得税诞生之前的1个多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基本就是靠关税运转的。难怪有经济学家戏言：“没有关税，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时间来到1828年。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大幅提高关税的法案，将平均税率推升至惊人的45%。这部被南方人称为“可憎关税”的法案，将美国南北方已然存在多年的经济矛盾推向了临界点。一方面，北方工业家们欢欣鼓舞，高额关税使得英国工业品价格飙升，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和钢铁厂获得了稳固的本土市场；另一方面，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诉求则完全相反，南方需要将棉花销往英国，再从英国进口廉价制成品，这条贸易链条被高关税彻底打乱。
根据美国历史记载，当时，美国南北方的矛盾一触即发。时任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作为南方利益的代言人，提出了一项惊世骇俗的理论，即“联邦法令废止权”，主张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法律在本州境内无效。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反应同样强硬，他请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执行联邦法律。关键时刻，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出面斡旋，提出了妥协方案，联邦政府同意在10年内逐步降低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则撤回废止法令的决议。这个妥协方案确实暂时化解了危机，但南北双方围绕关税问题的深层矛盾并未消除。30多年后的1861年，由来已久的关税矛盾与奴隶制等复杂问题交织升级，美国终究未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有历史学家就此评论：“美国内战表面上是为废奴而战，根子上却是‘关税和经济利益那点事’。”
时间再快进到1930年。此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1929年股市大，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时任总统胡佛承诺的“每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一辆汽车”成为媒体上最流行的政治笑话。在此背景下，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和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霍利，联合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提高关税的法案。他们的逻辑简单粗暴：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将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从而保护本国市场，为美国企业创造需求，进而增加就业。
这一逻辑在当时颇具市场，法案在国会获得了相当支持。然而，1028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胡佛总统，警告这一法案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他们在信中写道：“提高关税非但不能缓解经济萧条，反而会加剧困境……其他国家必将采取报复措施，导致国际贸易萎缩，最终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但胡佛总统几经权衡后，仍然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法案，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
事态的发展印证了经济学家的预判，这部法案也没有愧对其“史上最愚蠢”的评价：加拿大率先采取报复措施，将美国输加商品的关税提高。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贸易伙伴纷纷跟进，各自出台了针对性的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体系很快陷入了恶性循环。数据显示，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骤降至1932年的15亿美元，降幅超过66%；同期出口额也从54亿美元跌至21亿美元。全球贸易总额更是从600亿美元萎缩至200亿美元，缩水近三分之二。
这场由关税引发的全球贸易战，使本已陷入大萧条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此后数十年间，美国贸易政策开始转向相对审慎的多边主义路线年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推动者。可以说，这种转向，很大程度上正是汲取了1930年的教训。
2017年，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自上任起，他就多次表达了对关税工具的信赖，并将关税政策重新置于美国贸易议程的核心位置。他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关税这个词，（是）字典里最美的词之一。”随后几年，一系列关税措施相继出台：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加征保障性关税；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232条款关税；以“301调查”结果为依据，对来自中国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7.5%至25%不等的关税；等等。连美国媒体都忍不住嘲讽，“这套逻辑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何其相似”，“以为把外国货挡在门外，美国工厂就能重振雄风”。
对于此，全球各国的反应也不出意外地复刻了近百年前的那一幕：中国对美国农产品、汽车等商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制；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传统盟友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回应措施。
到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再次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市场“用脚投票”，再次表达了对关税政策的疑虑。
第一条线索是财政需求，这也是关税政策最原始的驱动力。在直接税难以推行、联邦政府需要建立财政基础的建国初期，关税确实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即便在今天，关税依然是联邦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条线索是产业保护。从汉密尔顿的报告到当代的贸易救济措施，减少外来竞争保护国内产业一直是关税政策的重要考量。每当经济面临压力，政客们总会想起这个看起来最“靠谱”，其实最“外行”的工具。
第三条线索则是政治博弈。不同历史阶段的关税政策，其实反映的是美国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南方种植园主与北方工业家围绕1828年关税的争执，本质上是对经济利益分配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国会内部关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辩论，同样折射出工业与农业、出口行业与进口行业之间的利益分化。
也许是因为它隐蔽。老百姓多花了钱，但搞不清是税还是价，也搞不清钱进了谁的口袋。可政府拿到钱是可以实实在在收买人心的。
也许是因为它看起来“爱国”。尤其是在“美国优先”的语境下，“对外国人狠就是对自己人好”，这种逻辑听着就爽。
然而，历史一次次证明，关税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可惜，今天的美国似乎仍未回过味来。上百年过去了，同样的故事，换个主角，换个舞台，照样上演；其结果也一如往昔，负责买单的，是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还有已经比当年更加紧密的全球经贸体系。（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麻容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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